《望道》求真：著名作家徐锦庚质疑“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引发学术讨论

《望道》求真：著名作家徐锦庚质疑“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引发学术讨论

人民日报社山东分社原社长、长篇报告文学《望道》作者、著名作家徐锦庚先生是令人敬佩、敢于直言的党媒新闻工作者，当得知他公开称党史界几成共识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为子虚乌有时，我们着实为他捏了一把汗，但坚持真理的徐锦庚并不惧怕，党史要真，就要允许学术讨论，要对得起先贤先烈。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真理的味道有点甜”，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真理、反对长期歪曲党史，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中共十八大以前，没有领导人讲话直接把陈独秀放在李大钊前面。2013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不会忘记，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具有留学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同毛泽东同志等革命青年一道，大力宣传并积极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陈独秀与高君曼所生儿子陈光美之孙、国际七三学社前主席陈恩田听闻后非常感动，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真正做到了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真正体现了我党的英明形象和伟大胸怀。2019年，陈独秀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本着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首次发表了《纪念陈独秀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的文章，在文章主标题上首次删除“之一”表述。2021年，中共成立百年之际，中央电视台再次推出献礼大剧《觉醒年代》，剧中呈现了中共主要创始人陈独秀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如何通过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杂志觉醒青年一代，携手开创中共的革命历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共主要创始人陈独秀、两个烈士儿子（中共早期领导人）陈延年、陈乔年，以及伴随其建党的夫人高君曼都有了客观公正的认识。

说心里话，党史上的冤假错并没有完全消除，某些不公正的东西依然存在，还有人顽固地坚守，谁也不敢触碰，一旦触碰就会被攻击。哲学家说：身上的污泥，只能让岁月来洗刷。其实徐锦庚先生判定“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子虚乌有”不是心血来潮、标新立异，而是有考证依据的，他不仅是一个求真的作家，也是一个严谨的党媒新闻工作者，他的核心依据大致如下：

1. 核心史料来源高一涵存在时空硬伤

“陈独秀李大钊骡车上商议建党”说法唯一早期源头是高一涵1927年追悼李大钊大会的演讲，称骡车护送途中二人商议建党。但史料证实：1920年2月李大钊送陈独秀离京时，高一涵身在日本留学，根本不在国内，不可能亲眼目睹全程。徐锦庚认为，高一涵事后转述属于二手传闻，无现场亲历佐证，属于孤证存疑材料。

2. 高一涵自身删改史料，自我削弱可信度

1927年演讲后，高一涵刊发正式文稿《李大钊先生传略》时，主动删掉“途中相约建党”关键段落。徐锦庚据此推断：高一涵事后意识到该细节缺乏实据，主动删改印证说法不实。

3. 无同期一手档案、当事人日记佐证

1920年陈、李二人书信、胡适日记、章士钊、张申府、张国焘等亲历者同期文字记录，全都没有记载骡车上商谈建党这件事。直到多年后回忆才出现相关描述，徐锦庚判定属于后世追忆附会。

4.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八字概括成型于八十年代

最早“北李南陈”的说法只是某个同志将李大钊与陈独秀相提并论，谈的是学术地位，而不是建党地位，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位当事人均未确认。“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固定说法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老一辈革命家都没有这个说法；徐锦庚认为是后人整合回忆、艺术化加工形成的叙事，并非原始史实。

5. 毛泽东谈陈独秀“他和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起了大作用”

徐锦庚写作立场侧重采信毛泽东早年讲话，突出陈独秀是建党核心发起人，他认为过度渲染“路上相约”，容易模糊陈独秀在上海独立发起建党、统筹全国支部的主导作用，因此采信全盘否定的考据观点。

此外，党史权威唐宝林、陈铁健、郭德宏三人同样坚持“陈独秀是建党核心”，认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不符合建党初期的客观情况。

唐宝林、陈铁健、郭德宏都是改革开放后国内深耕陈独秀、中共创建史的权威学者，全部一致认定：陈独秀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首要发起人、第一核心领袖。

一、唐宝林（《陈独秀全传》作者，国内陈独秀研究集大成者）

1. 核心定论：明确提出1915—1927年为“陈独秀时代”，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建党、早期革命的总枢纽是陈独秀，无人可替代。

2. 建党层面完整论证其核心地位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全国发起组）由陈独秀一手组建，担任书记；全国各地早期党组织均由上海发起组联络推动，源头在陈独秀；

创办《新青年》启蒙一代青年，培育建党全部骨干；主办《共产党》月刊，草拟建党纲领；

一大缺席仍全票当选中央局书记，根本原因是全党公认他是建党总负责人；

3. 他书中直言：中共不是多人平行创立，是以陈独秀为中心，李大钊等各地骨干配合完成，强调陈独秀居于全国统筹核心位置。

二、陈铁健（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陈独秀研究会前会长、瞿秋白研究权威）

1. 公开称陈独秀是中共建党第一人，全力推动学界摘掉长期扣在陈独秀身上的各类负面帽子，拨乱反正还原其建党功绩；

2. 充分认可陈独秀作为思想启蒙领袖、上海发起组主导者、全国建党总联络人的核心身份，总领全局；

3. 为唐宝林百万字《陈独秀全传》撰写书评，完全赞同书中“陈独秀为建党核心”的整体论断，高度认可该书对陈独秀创党功绩的考证。

三、郭德宏（党史理论权威、中央党校教授，党史人物评价规范研究者）

遵循唯物史观两分法，明确界定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旗手、五四运动总司令、中共最主要创始人、早期党的最高核心领导人，这是他各类党史教材、论文的固定表述；

梳理一大档案、早期书信、共产国际史料，证明各地小组均主动与上海陈独秀联络，建党筹备工作由其统筹；

专门撰文纠正过去“刻意弱化陈独秀”的旧党史偏差，提出要客观摆正陈独秀在建党史上高于其他先驱的统筹地位；

最近网上出现了一篇文章，作者署名“本真”，这篇文章是响应徐锦庚、唐宝林、陈铁健、郭德宏的观点，通过毛泽东早年讲话，还原创党时期的实际情况，标题为《毛泽东的讲话透露出谁是中共建党核心和主要创始人》文章全文如下：

2019年，陈独秀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本着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首次发表了《纪念陈独秀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的文章，在文章主标题上删除“之一”表述。2021年，中共成立百年之际，中共中央再次本着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推出献礼大剧《觉醒年代》，剧中呈现了中共主要创始人陈独秀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如何通过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杂志觉醒青年一代，携手开创中共的革命历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共主要创始人陈独秀、两个烈士儿子（中共早期领导人）陈延年、陈乔年，以及伴随其建党的夫人高君曼都有了客观公正的认识。毛泽东曾经评价陈独秀说，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创造了党。1936年，毛泽东同前来陕北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又谈及陈独秀：“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毛泽东的讲话证明了陈独秀是中共建党核心和主要创始人，对自己的影响超过任何人，而八十年代从民间野诗“北大红楼两巨人，分传北李与南陈”演变出来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与毛泽东这段讲话相悖，部分党史学者认为有违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直言和求真的学者甚至认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子虚乌有。

陈独秀，出生于1879年，比李大钊大10岁，比毛泽东大14岁。当22岁的陈独秀从事反清革命运动时，12岁的李大钊还在读私塾。1913年，陈独秀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被捕入狱，1915年又创办了《青年杂志》，也就是后来的《新青年》，26岁正在日本求学的李大钊，也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过去有人说李大钊是毛泽东的“革命导师”，是毛泽东的长辈，但实际上，李大钊只比毛泽东大4岁，两人相处主要停留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前后，这期间李大钊对毛泽东确实有关照，有思想影响，时间并不长，毛泽东认识陈独秀之后，义无反顾追随陈独秀去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陈独秀认为“二十世纪俄罗斯之共和，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未可以政象薄之。”所以他通过《新青年》杂志，团聚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学习十月革命，又创办针砭时政的战斗性刊物《每周评论》，与《新青年》相互配合，协同作战。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陈独秀，已经没有停留在宣传上的耐心了，他需要革命政党，需要周围的一群人，不能总是自己办刊物自己写文章，他必须要有文胆李大钊等周围的一群人作为宣传干将，锻炼他们代替自己办刊物写文章，除了宣传，还要建立革命政党和全国分支机构。这期间，李大钊等人发表了大量宣传共产主义的文章，可以说，这些都是陈独秀周围一群人的集体行为，后人宣传李大钊比陈独秀领先宣传共产主义，甚至认为陈独秀是受了李大钊的影响，忽略了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及新思潮传播的领袖，其周围一群人发表的文章，都是陈独秀及周围一群人的集体传播行动。

1919年5月4日，陈独秀及周围一群人领导的五四运动爆发。6月，新思潮领袖陈独秀因撒《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捕，同年9月获释，此次牢狱之灾让陈独秀彻底激进和红化，他要和周围的一群人组建革命政党，颠覆旧体制。1920年2月，41岁的陈独秀在31岁的李大钊秘密护送下，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到了上海之后，陈独秀联合七个工界团体筹备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并在筹备会上发表《劳工要旨》演讲。在他的指导下，上海各业5000多名工人于5月1日举行集会，提出“劳工万岁”等口号，通过了《上海工人宣言》。陈独秀又创办《劳动界》、《伙友》等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上海，陈独秀周围很快聚集了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一群人，加上北京的李大钊等人，他们开始成立党组织，起草党纲草案十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关于党的名称问题，陈独秀不仅征询了李大钊的意见，也征询了张申府、李汉俊、李达等周围一群人的意见，甚至征询了妻子高君曼的意见，最后定名中国共产党。根据苏联后期解密文件表明，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已经在陈独秀领导下成立，成员有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杨明斋、沈玄庐、邵力子、李启汉、李中、俞秀松、沈雁冰、林伯渠、袁振英、沈泽民等周围的一群人，加上北京的李大钊等。李汉俊、李达在陈独秀不在党中央时先后担任代理书记，李大钊不方便离开北京，所以替陈独秀担任对苏联络人和中共北京支部组建人。期间有关苏联方面的人和事，先由李大钊对接联络，再请示中央局书记陈独秀。“总公司”成立后，陈独秀开始团结周围的一群人建立“分公司”，他邀请包惠僧、陈潭秋等人组建武汉支部，邀请李大钊、张申府等人组建北京支部，邀请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组建长沙支部，邀请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组建济南支部，邀请谭平山、陈公博等人组建广州支部，邀请施存统、周佛海等人组建旅日支部，邀请张申府、周恩来等人组建旅法支部，当这些支部成立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大钊作为支部负责人并没有进入中央局，此后陈独秀连续五届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而李大钊作为北京支部负责人和对苏联络人，从未进入中央局，仅在三大上与毛泽东一齐当选中央委员，而毛泽东进入了中央局，比李大钊更接近核心。中共四大上李大钊再次当选中央委员，同样没有进入中央局。中共五大前夕，也就是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在苏联驻北京使馆被张作霖逮捕，当时的张作霖痛恨有三：一是痛恨苏联在北方的“侵略行为”；二是痛恨苏联提供枪炮支持国民党北伐；三是痛恨针对官僚地主、资本家的赤色运动。据说张作霖认为李大钊配合了苏联在这三个方面的行动，当陈独秀写信给张学良，让张作霖释放李大钊，张作霖以“李通俄，必须明正典刑”为由拒绝。

陈独秀担任了中共第一届至第五届最高领导人，栽培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五大开国书记，无疑是中共早期领导核心和主要领导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五大书记最终领导中国共产党取代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作为革命导师，陈独秀一定非常欣慰。李大钊同志长期在北京从事地方组织建设和对苏联络工作，在党内的身份实际与毛泽东差不多。不可否认，李大钊早年是陈独秀周围一群人中，是个优秀文胆和宣传干将，深得陈独秀赏识，国共合作时期深得孙中山先生信任。盘点陈独秀栽培的五大开国书记，除毛泽东、周恩来在建党之前与李大钊有交集之外，建党之后五大开国书记，均与李大钊同志无交集。本文并非贬低李大钊同志，而是本着我党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还原党史，杜绝胡编乱造，也是回应毛泽东同志在建党问题上，为何要说“陈独秀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起了大作用”。李大钊同志依然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是陈独秀周围一群人中，同李汉俊、王尽美、陈潭秋、何叔蘅、邓恩铭、杨明斋等一样伟大的革命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