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问题有很多年都没有眼下这样令人担忧了。特里萨•梅(Theresa May)、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等形形色色的政治家都宣告了不平等是个核心议题。
然而，我们并没有彻底搞清楚不平等问题为何如此困扰人们，或者为什么有些人对此毫不关心。我们甚至不清楚哪种不平等是要紧的。要紧的是像伦敦这样的全球化城市过得如此滋润，而其他地方如此落魄吗？还是有人日进斗金但被认为几乎对社会毫无贡献？那努力工作的“阔佬”，或者改善了他人生活的“阔佬”呢？
要紧的是不同地方和不同阶级之间的预期寿命差距很大，并且还在继续扩大吗？还是某些人的教育和家庭生活比其他人好得多？抑或很多人感觉自己被甩在了后面，不仅在追求财富方面，通过政治参与社会的能力亦然，很多人觉得无人在政府中代表像他们这样的人说话？
伦敦财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希望为英国解决这些问题，并试图搞清楚缓解其中一些最令人不安的不平等现象的最佳途径。5月14日，在纳菲尔德基金会(Nuffield Foundation)的资助下，伦敦财政研究所就不平等现象启动了一项广泛调查，我主持了这项工作。我们计划从经济学、人口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流行病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广泛吸收各种观点。
至少在收入方面，美国拥有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富裕国家这一并不令人羡慕的称号。我们需要理解美国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是否是美国特有的，还是有可能传播到英国和其他地方。或许，美国不平等问题最令人不安的一面是，没有取得四年制大学学位的人们的生活境况变得糟糕多了，他们与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的生活境况差距变大了。
对于那些没有大学学位的人来说，实际薪资中值半个世纪以来持续下降。对他们来说，工作质量下降了，劳动力参与率下降了，结婚率也下降了。不稳定的同居现象越来越普遍，很多50多岁的男性都有好几个他们不知道或没见过的孩子。一项调查发现，57%的美国人认为投票没有意义，因为富人和大企业控制了选举。
最糟糕的是，自杀、酒精性肝病和药物过量致死的情况（我和安妮•凯斯(Anne Case)称之为“绝望的死亡”）愈发普遍。甚至死亡也是不平等的。老年人和受过教育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这种现象的影响，直到最近几年前，非裔美国人也是如此。甚至自杀方面的情况也完全颠倒了——过去自杀现象在受过教育的人中更为常见。
这些死亡导致整体人口的预期寿命连续三年下降，这是自恐怖的一战和随之而来的流感大流行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
也许，造成不平等日益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的实际薪资没有上涨。尽管美国国民收入有所增长，但增长都流向了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而那些被落在后面的人不仅失去了财富，还失去了好工作和美满婚姻所带来的自尊、地位和生活意义。英国也面临这种民主资本主义失败的风险吗？
从好的方面来看，美国医疗保障体系对美国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构成严重拖累，而英国在这方面已不必担心了。与欧洲国家一样，英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比美国更完善、更慷慨，有助于保护人们不受全球化和自动化带来的种种不测侵害。就目前而言，英国未形成像华盛顿那样庞大的说客群体——这些说客在很多问题上不考虑普通民众的利益。英国在限制阿片类药物方面也做得更好。
然而，仍有很多问题值得担忧。十年来，薪资中值一直停滞不前。在英格兰，“绝望的死亡”人数正在上升，尤其是在东北部和像布莱克浦(Blackpool)那样的衰败城镇。长期以来预期寿命的正常增长已经出现停滞，甚至逆转。英国退欧公投和随后的混乱表明，有太多人觉得英国议会和欧盟里的那些国际精英不代表自己的利益，就像很多美国人对支持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和民主党的精英和少数族裔联盟产生距离感一样。
全球化和自动化无疑是推动富裕国家内部分裂的深层力量之一。然而，它们对所有富裕国家来说都是一样的，因此，导致美国不平等现象的原因是政策，而非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但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这些机制。我们需要考虑反劳工政治和政策、法律以及工会式微的影响。我们必须审视企业的行为、它们对外包的依赖以及反垄断执法力度减弱的现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本文作者安格斯•狄顿为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高级学者，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Nobel Prize in Economics)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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