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及太湖流域在长三角自然和经济地理空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更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实施的关键地区。
与此同时，科创带也逐步在湖湾边聚集而成，内生为湖湾经济的发展动力，并为原有产业带来新的增量空间。
本期澎湃城市报告《太湖湾边 科创跃迁》，通过实地调研太湖湾边的马山半岛与山水城“华莱坞”，以生物医药与数字影视产业为两大样本，呈现湖湾资源向科创与经济价值跃迁脉络，讲述湖湾边的产业升级故事。
湖湾的生态景观、文化资源，是限制也是机遇，过去的转化方式非可持续，需要更绿色创新的方式，去解除资源转化上的种种限制，更好地进行保护和利用。当前，湖湾经济发展受日益严苛的环境治理约束，鉴于此，生态环境、科创空间、产业政策、新旧经济动能转换之间，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互动图谱？
对此，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二级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陈雯，探讨太湖的湖湾资源如何由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湖湾经济，以赋能当地的产业发展与人居生活。
太湖航拍
太湖的生态治理如何与腹地发生互动？
澎湃新闻：太湖曾在2007年暴发蓝藻危机，太湖敏感的生态如何影响了沿岸城市后来十余年的产业经济生活？
陈雯：2007年蓝藻暴发后，“铁腕治污、科学治太”的跨界水环境综合治理排上议事日程，政府对太湖及其沿岸实行严格的生态保护政策，触发了环境保护对产业及空间优化的倒逼机制。
高质量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建立在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基础上。因此，太湖北部的苏南三市（苏州、无锡、常州）在产业和空间的优化和拓展上都产生了变化。
在产业层面，三市的产业结构发生调整。更加偏向污染排放少、经济效益高的行业，比如高新技术产业或文旅产业等服务业，并强化了科研教育文化功能。同时，新兴产业出现并逐渐发展壮大，比如常州发展新能源，无锡发展芯片，苏州发展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等。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三市高校科研院所也逐步增多，在原有的科研基础上，科创集群壮大，比如引入产业相关的分校、分院、分所，也进一步引入产业相关的人才资源。
在空间层面，三市在太湖沿岸地区划分管控区域，在禁止建设区、限制建设区、适宜建设区中按照各自的规定进行建设。太湖的湖湾岸线腾退了部分企业后，将部分保留工业建筑进行更新，部分改变土地性质作湿地公园用以净化水质，形成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在无锡贡湖湾附近的长广溪湿地公园、苏州湾森林湿地公园附近等都能看到类似情况。
澎湃新闻：目前，太湖湖湾岸线的文旅发展怎样？各城市之间是否能形成有效的联动？
陈雯：太湖边的文旅发展一直很有吸引力。不过很多文化历史资源的价值转化还值得进一步深化，更需要突出成以市场为导向、以创意为核心的文化产业。目前文化资源价值的商业转化的最大难点，我认为是市场化运作和文化审美品位如何调和，曲高和寡的文化如何成本土大众接受的商业产品？所以，如何挖掘资源并以现代创意呈现，既能为大众接受又不失去审美品位，是资源转化关键。无锡宜兴陶瓷、苏州吴江丝绸等，已经在尝试设计和产品制造融合，是制造企业向文化产业靠近的比较好的尝试。
各城市间的文旅协同，主要靠旅游线路来联动。目前文化旅游产业还是竞争大于合作。如果各自的优势特点没发展起来，就很难联动与合作。
产业联动中，政府“筑巢引凤”功能几何？
澎湃新闻：目前，苏锡常滨湖地区的产业联动水平怎么样？政府扮演了什么角色？
陈雯：产业联动意味着不同地区间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优势互补，最终目的是协同发展、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提升产业能级以及增强区域产业竞争力。
目前，在产业方面，由政府来主导的湖湾联动，主要是提供“筑巢引凤”式的多样化载体优惠政策。但真正产业上发生的联动，基本是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进行，部分通过企业内部进行不同地域的各分部之间的协作，以及跨区域投资并购进行。一家企业是否有产业联动，取决于自身产业链及活跃度。
地方政府由于难以预见未来可能成长起来的新兴产业方向，实践中往往将上级政府确定的新兴产业方向移植过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政策的支持，但是目前政府大量政策主要针对的是供给端，新兴产业供给能力有可能被人为放大了，导致新产品过剩。而针对需求侧的政策较少，新产品需求没有被激发出来。
政府需要的是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全生命周期，推动产业扶持政策从重供给端向供给端、需求端双向发力转变，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采取不同的发展政策，扶持政策中要加强产业基金的跟投和领投。鼓励探索差异化的区域产业政策。毕竟，产业的发展还要靠市场化力量来推动，产业链联盟的成立则可以更好地调动市场力量来参与一体化建设。
澎湃新闻：企业又会如何选择政府“筑巢引凤”的这些载体？
陈雯：不同类型的企业根据对成本、空间的需求偏好进行选择，属于市场行为，并不完全是政府希望通过补贴优惠政策能够撬动、改变的。
一般来说，市中心的办公研发空间租金较高，不适合对租金成本敏感的企业落脚，比如小型初创企业、有大型设备用地需求的“纯研发”机构，就会倾向于远离大都市中心；有较强服务性、有面向客户沟通需要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会在市区中心办公，比如城市中心聚集的金融、互联网和大型零售企业，一般能承受较高的地价和租金。
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离开大城市，还是因为潜在的市场和机会，大城市有更多同行信息交流并激发创意、公平竞争的机会，而且教育医疗的福利也相对较好。为此，他们愿意去承担相对高的房价，也要承受科创收益较高的压力。这需要深入调研，才能针对企业的需求有的放矢。
大科创载体能够带来科创成果本地化？
澎湃新闻：如何看待无锡和苏州的政府规划中的“科创带”和“科创圈”中的科创载体规模普遍很大的现象？
陈雯：环太湖的科创空间集群目前是一个为未来提供的预设，需要包含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等发展主体共同努力。科创空间群体，是由一个个科创载体组成的，科创载体成熟一个做一个。
目前苏锡常的国家或省级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投资建设是以政府为主，这是基础研发的主要载体。政府也会引入外地高校科研资源建设飞地实验室或分校；本土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则会根据自身情况，比如学科建设、技术创新的能力等，建设工程中心、技术中心等。企业也正在逐步成为研发的主体力量，有实力企业设立研发部门、研究中心，政府也会给与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科创载体的选址很重要，最重要的是看这个区位及配套能不能招到人。多样化的科创载体，可以给科创企业人员提供多样化的选择。潜在利润空间、职业上升空间、生活成本等，都是人才的考量因素。科创载体都需要塑造交通通达、租金成本、服务优良、政策优惠等若干优势。不论在都市还是远离都市中心区域的科创载体，政府需要在基础服务和生活保障上兜底。
澎湃新闻：既然有那么多的科研机构，是否能实现将科研成果在地转化？例如无锡滨湖区聚集了全市90%的科研院所，但本地新城的管委会感慨“等级都太高了，很多研发成果和税收都落不到本地”，怎么解释这样的现象？
陈雯：一个地方科研转化应用多不多，和创新所在环节有关。有的创新资源集聚在发现科学规律的环节，有的集聚在转化应用、技术研发的环节。这也是产业链、创新链环节的不同分工导致的。
很多大院大所，重在科学技术研究环节的创新，并没有产业化的硬性要求。因此，有时候本地化结合不多。如果要有科研成果转化，需要有技术研发、技术转移转换团队跟上，或者能跟本地企业进行科研转化应用的合作。
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转化周期很长，如果要转换转移成企业利润，可能需要十年到二十年。技术转化应用能否形成规模，跟它具体所在的行业、研究主题也有关。有时候，一些产业化的成果一开始只是纯学术研究，后期才被研究出产业化的机会，这是客观事实。
比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两位科学家安德烈·盖姆和康斯坦丁·诺沃消洛用微机械剥离法成功从石墨中分离出石墨烯共同获得了2010年的诺贝尔奖，但发现的时候，大家并不知道石墨烯的应用场景。如今，江苏省的石墨烯相关专利申请数量中国领先，比如苏州纳米所等很多不同类型的研发机构，都在研究石墨烯的应用场景，填补了部分国内外技术和市场的空白。这才让常州与无锡形成了两大石墨烯产业重点聚集区。
（澎湃研究所研究员赵忞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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