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命题。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对标共同富裕的更高要求，上海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为更好地总结提炼国际大都市城乡融合发展经验，探讨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11月2日，“跨学科视野下的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
与会专家就大都市郊区乡村振兴遇到的现实挑战、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以及乡村产业发展和乡村养老挑战等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讨论。
活动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社会学学会、中共上海市奉贤区委组织部主办，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人文学院承办。
1、大都市郊区乡村振兴有哪些挑战？
熊万胜（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从全国统计数据来看，上海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靠前，但在长三角各城市中排名却在中位，因而上海农民进一步增收很不容易，城乡融合发展和共同富裕也有很大挑战。这种区域差异有很深的结构背景：上海郊区乡村面临强有力的城市管控，农民主体是长期积弱的，乡村人口结构也不完整，并且郊区之间的区域差异明显。在这种紧密型城乡关系之下，上海乡村社会是一种“郊区社会”，其发展需要充分利用市场化机制推进更深度的城乡融合。
杨君（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乡村发展类型可以划分为生产型乡村和后生产型乡村。生产型乡村应该是传统的，上海进入到了后生产型乡村过程中。后生产型乡村在生产、生活、生态和治理方面，都呈现出不一样的样态和特点。上海乡村振兴面临着经济发展权力上移与社会治理重心不断下沉、企业减量化与老年农民的就业问题、村集体经济收入与村庄治理问题，以及老年化村庄与农村养老问题。所以，要从生活需要的角度来理解大都市郊区乡村的发展，并关注到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
2、大都市郊区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有哪些？
熊万胜：上海郊区要充分利用市场化机制，推进更深度的城乡融合，以更深度的融合促进共同富裕。为此，必须对乡村资源进行深度挖掘并市场化开发：第一，充分利用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城市优势。受要素资源的约束，中心城区的功能开始外溢，一些产业和业态开始向郊区转移，为郊区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在此背景下，郊区要做好配套服务和功能承载，以此为基础推进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第二，充分利用城乡一体化、镇村一体化的机制。经过多年的发展，上海城乡一体化、镇村一体化已经达到较高水平，至少在物质条件上，城乡差距在逐步缩小，这为推进更高层次的城乡融合奠定了基础。第三，充分利用优越的农业基础。上海的农业生产自然条件较好，且农业的社会化水平很高，这有利于吸引社会资本投身农业，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第四，充分挖掘各种深度嵌入在社会体制、关系、文化、自然环境等的资源。随着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和市民化，上海农村的老龄化和空心化程度不断提高，大量的宅基房处于闲置状态或低效利用，如果能建立相应的市场化机制，充分开发这些沉睡资源，将大幅度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理解“共同富裕”要从“共同”着手，而城乡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是要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贺小林（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乡村振兴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关键性制度安排，而乡村共同富裕面临着资本困局。因此，要支持探索有利于推动共同富裕的财政管理体制，搭建财政引导市场主体、地方国企、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的平台和路径。在市级层面成立长三角乡村振兴财政引导基金。在区级层面建立类似奉贤“百村集团”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平台，放大市场机制在强村富民中的基础性作用。支持探索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有效财政路径，对乡村振兴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实施统筹管理，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集中力量优先抓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建立城乡协同发展的公共服务项目库，优先建设既优化乡村生活条件又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的项目。以财政引导社会资本助力乡村振兴。
马佳（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通过对上海市和浙江省的城乡收入比和农民收入结构比较分析，我们认为，上海需要学习借鉴浙江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盘活农村集体经济、拓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的经验做法，促进农民增收。
3、如何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与培育乡村产业？
魏程琳（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增加农民收益、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是发展在地化经济。乡村产业发展面临的核心难题是逐底竞争，乡村产业带动共同富裕面临的难题是农民能否分享二产、三产利润。技术创新扩散、产业链条延伸能够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提升其竞争力，进而获得市场地位，打破中间商的利益垄断格局。面对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遭遇的逐底竞争陷阱，政府应该鼓励、支持、培育本土产业精英带动产业发展，依靠品质、技术和市场地位获得产业利润优势。
杨发萍（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现阶段，农民合作社还存在人才短板、资金短板和空壳化严重等问题。为此，需要通过吸引能人返乡解决主体性问题，通过互联网技术把合作社的发展从专业化走向多元化解决技术的问题，通过规范性建设和监督机制，解决内外环境问题。
胡高强（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讲师）：在乡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内生驱动机制阻断和利益联结机制缺失，导致了重振兴、轻分配的情况。乡村产业发展难题和利益分配难题是县域特色产业富民的现实起点。从制度供给与利益联结角度，系统构建县域特色产业富民的长效机制，一方面需要通过产业政策、招商引资等扶持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则需要通过制度化倾斜，为弱势群体在产业中实现富裕提供生存空间，构建以居住为核心的生活系统和生产系统，联合的居业共同体是县域特色产业富民的建设图景。
4、乡村养老需求如何满足？
魏澜（上海市乡村振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对于上海乡村的深度老龄化趋势，满足农村居民养老需求，构建城乡养老新模式成为非常现实的问题。上海农村低龄老年人以兼职劳动为主，获得额外收入，能够确保低龄老年人的自主性。因此，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大量中老年闲置的劳动力安排，并且需要超越经济理性将低龄老年人的就业作为一种养老保障服务。
何威（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在集中供养不足的情况下，老年人会选择市场或分散供养的个体策略，呈现“共同体”缺位下的农村集中供养资源配置。对此，要促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与五保供养之间的有机结合，深入推进农村敬老院高质量社会化改造，以“共同体”为核心构建内外联系的农村机构养老体系，以合理化的院内资源配置引导积极的个人养老策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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