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吕恒君，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亚非研究所文学批评哲学博士，德国汉学学会会员。目前研究领域为中国电影。
比起德国即将到来的迎接春天的狂欢节，每年2月中旬左右的柏林电影节更像一场无需道具、充满激情的国民狂欢。大约4000多位电影人云集柏林，来自130多个国家的400多部影片在各种单元争显风采，它们在影院共同触发3000多媒体记者与近50万观众的幽默与灵感。这正如长期以来担任主席的科斯利克（Dieter Kosslick）所言：“仿佛在最深的黑暗里有最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我们的灵魂，没有什么比在影院里的哭泣与欢笑更为美好。”
本届柏林电影节（第69届）也是年届70、担任主席18年、为其赢得显著国际声誉的科斯利克所主持的最后一届。在盛大的赞誉与从不缺席的争议之间，在继任者们无可奉告的慎密方案之前，这首先是一场充满泪水、掌声与激情的告别盛典。而本届主题“个人的就是政治的”（Das Private ist politisch），以及所面临的两部中国电影在最后时刻令人错愕的突然撤展，也引发全球范围内的关注与思考。
由此可见，第69届柏林电影节所蕴含的多元涵义、所承受的不同理念的张力，它的坚持与抗议、妥协与彷徨，以及面对的换届交接等不可预测性，均使它成为一个极其深刻的时代性符号。当帷幕缓缓落下，对它的梳理方冉冉开始。它必将与本届充满挑战性的主题一起，激发世界电影史上深刻的解读与考察。
一 柏林电影节的政治内涵：“从自由世界之窗”到“现实之窗”
为引发民众的广泛参与，确保他们行使自由意志，早期的柏林电影节甚至由观众直接投票评选获奖人。直到1956年其被法国国际电影协会（FIAPE）正式吸纳为继戛纳与威尼斯之后的世界三大电影节，其奖项才由国际电影人所组成的专业评委团进行评审。随着西德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的文化开放政策，1974与1975年的柏林电影节首次吸纳了分别来自苏联与东德的影片参展。自此以后，促进东西阵营进行对话成为其优先事项。1978年，为了适应电影产业的商业市场交易，柏林电影节改在电影活动相对稀少的冬季举行，并以此催生了当今同步举行的欧洲电影交易节（EFM）。但无论是严寒的天气还是蓬勃的商业效益，都未消减柏林电影节对时事的敏锐与对政治的关注，其反而在公众参与、电影艺术以及经济效益的张力之间自我定位为“敏感题目的精细传感器”、“时事政治的多元论坛”。正因如此，柏林电影节不见倾倒于巨星石榴裙下的浮华媚俗，相应的售票市场与餐旅服务业也拒绝泡沫膨胀的机会主义之风。在这里，就连红毯也不再是令人艳羡的特权：各阶层观众均可一天三次走过红毯与电影专业人士同场观影、并进行现场讨论与交锋；而这种鲜活的反馈与讨论又被众多传媒记者与影评人员即时发往世界各地。显而易见，相对于大多数电影节热衷于星光闪闪的走秀与加冕，柏林电影节更像公民议政的热烈空间。
正因如此，目前的柏林电影节已经成为以竞赛形式为主、兼顾电影市场、广泛吸纳民众参与时事议题的世界独一无二的最大公众节日。对这座曾经饱经分裂、围截与孤立之痛的城市而言，它不再饥渴于任何形式肤浅却烟花易逝的狂欢。对全球专业电影者而言，它建立在敏锐批判意识之上的先锋性质是展示才华与创造力的璀璨舞台。近年来颇为引人瞩目的是身前寂寂无名、在生存的困境中潦倒自杀的中国年轻导演胡波。他的遗作《大象席地而坐》虽是一部略显粗糙的低成本电影，却因对现实的深刻体察与对电影艺术真诚的把握而获得2018年最佳处女作品奖。此外，虽然近年来柏林电影节也遭受到规模过于庞杂、以致削弱电影专业性的批评，但它在各种争议中丝毫不改初衷：那就是继续将焦点引向人类共同的情感与矛盾的日常，尝试与公众共同处理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中敏感的细节。当2016年最佳影片金熊奖授予非洲难民题材的意大利纪录片《海上焰火》（Seefeuer）时，部分专业人士同样对该电影缄默平行的表达手法、电影节上对难民免收入场券的做法提出质疑。但相比种种质疑，它所达成的对全球化进程中“人”的情感联结以及对同类生存焦虑的关注、对生命代价的震撼以及对文明冲突的考量等等，一如既往地拓展了电影的维度，也突破了传统政治与政策本身所局限的边界。这也正如出身传媒学、政治学与教育学的科斯里克今年在电影节的重申：“我们可以改变世界，我们也可任其放任自流。但放任自流并不会带来美好的结果。”
二 “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个体的解放与威权的突破
在春寒料峭的天气里，柏林电影节独树一帜的清新气质更在于它的哲学理念。事实上，其作为活跃的公共议政空间本身就是康德所提倡的理性的公开应用理念，而广泛的民众参与又扩充了哈贝马斯所主张的公共领域结构。不仅如此，电影节通常还会精心挑选一个主题，旨在提淬电影这一直观的感知艺术所承载的社会使命。近两年柏林电影节也曾尝试松散主题或不设主题，但这却好比《圣经》所喻的盐失却了味，令人感觉索然无趣。有鉴于此，今年柏林电影节强势回归，主题最终确定为“个人的就是政治的”（Das Private ist politisch），这句充满挑衅意味的口号具备深刻的外延性与现时性，令人精神为之一振。
“个人的就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在北美语境下是一句无法确定来源的口号，它在1970年左右风靡于当时的第二波女权运动。在德国，人们却普遍认为它产生于西德68妇女运动，出自电影系女大学生冉德（Helke Sander）之手。西德68妇女运动是影响深远的西德68学生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场运动总的说来产生于美国反越运动的大背景之下，但它在本土深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崇尚个体的解放、对抗各种形式的等级制度与威权主义。正是在挑战陈腐家庭观与陈腐性道德的基础上，这场运动催生了女权运动。女大学生们基于自身的处境而发现：当男性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时，她们却因传统的性别角色分配而只能在家看孩子、煮咖啡或负担无报酬的家务；即使当她们与男性并肩工作或参与社会活动，甚至也被要求遵从传统的刻板的着装习俗、领取低于男性的报酬等等。1968年，当电影系女大学生冉德在法兰克福发表演讲、要求学生运动重视女性处境时，由于主席台上的男性们大多漫不经心，一位怀有好几月身孕的女大学生愤而将手中的西红柿掷向主席台，这场“西红柿演讲”揭开了68西德妇女运动的序幕。
西德68妇女运动要求女性集体思考长期以来被压制、被剥削、工资过低与私人关系中的依赖事实，并对系统的压迫机制进行广泛的社会讨论。正是由于“政治”的概念通常并不包括私人领域、而偏向于公众与整体，深感忽略的女性们希望借助心理学、哲学、历史学与现实的角度开启新的政治领域、拓展传统政治结构，并强调个人经验与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是在这种思潮之下，以前被视作孤立的、模糊的、边缘的个体或族群（譬如阶层、性别、性取向差异等）开始主动争取社会化，它带动了公民自主行为与草根民主，使家长制作风大受冲击。从更宏观的角度看，68妇女运动加深及细化了西德学生运动的结构与目标，促使年轻一代普遍抵制威权形式的教育体制、反对消费至上、审视国家权力的运用、质疑与抨击未对第三帝国进行深度反省的官僚精英等等。正因这场运动为德国社会的现代性叙事带来了生猛的青春锐气，选用这样的主题，既是象征柏林电影节对去前年始于演艺界、席卷社会各领域的MeToo女权集体觉醒运动的致意，也意味着本届电影节将重点围绕“家庭”、“性别平等”、“食品享用”等私人主题对人权、威权与全球化资源不公等问题进一步发起讨论与反思。这不仅是科斯利克这位国民电影家最后一次赋予柏林电影节深邃政治内涵的完美谢幕，更寓意着其对柏林电影节继承传统、充满锐气的未来发展无以伦比的珍重与希冀。
围绕此项主题，本届柏林电影节从海报设计伊始就可谓用心独特：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们在不同背景之中摘下柏林熊面具，坦然面对大众。他们目光沉稳，面部表情深邃有力；而1：2的男女比例不仅彰显了女性力量，更从总体设计再次回应科斯利克的电影理念：“正是这些普通观众使柏林电影节成为世界最大的公众节日”。不仅如此，此届评委团主席由法国女星比诺什（Juliette Binoche）担任，开幕式电影《陌生人的善意》出自丹麦女导演莎菲（Lone Scherfig）之手，终身成就金熊奖则一开始就授予了著名英国女星兰普林（Charlotte Rampling）。而在回顾单元，人们也重温德国女导演冉德的代表作《消减的私人性》，她不仅首创了“私人的就是政治的”口号，还创办了欧洲首家女性主义电影杂志。并且，在近年来全球女性参与电影制作持续低迷的趋势下，此届参展的400部新片有191部出自女性导演之手，17部角逐金熊奖的主竞赛影片也有高达40%的比例（7部）由女性执导。而在开幕式上，担任主持人的戏剧女星恩戈尔克（Anke Engelke）一如既往地对德国乃至世界政治时弊进行了辛辣的针砭：从瑞典女学生对气候失调的逃学抗议到德国联邦铁路的低效运作，从英国脱欧的分裂心态到德国内政部领导阶层男女比例的失调等等。此种机智、精确、不乏幽默的批判性思维使主题在笑声与掌声之中达到高潮，它既是对柏林电影节的政治性传统及哲学气质的郑重致意，也象征着女性从传统的家庭角色、从划分为隐私与个人的单薄符号向男性主导的电影行业、政治空间与公共话语体系进行持续的挑战。
三 主竞赛单元的风采：时事与历史题材中的“个人”与“政治”
经过激烈的竞争与精彩的交锋、伴随每天刷新的最新得分排名榜，本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最终由以色列影片《同义词》夺得。此部影片建立在导演拉皮德（Nadav Lapid）的亲身经历之上，其关于外来移民的融入题材不仅高度契合本届的“私人的就是政治的”主题，并且如同它一样充满强烈的挑衅色彩：反感以色列兵役制度的主人公只身来到自己一心向往的法国，为了摆脱原生国家的身份意识感，他只说法语、与同胞刻意保持距离。但无论是个人遭遇中的幸与不幸，都无法填补他内心里要求被社会认同、不带偏见的完全接纳。在一系列笑中带泪的冷暖故事里，理想主义与存在主义最终发生剧烈的碰撞。他最终竭尽全力对一直接济他的法国中产朋友怒喊出：“你不知道天生为法国人是多么幸运的事！”；而巴黎那扇主人公用尽全力也无法撞开的门则成为一个触动人心的政治隐喻：在商业产品已经实现自由流通的时代，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主流人群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与社会政治成见是否仍然根深蒂固、是否仍然足以对外来移民构筑起一道难以逾越的藩篱？
而法国导演欧容（François Ozon）所执导、最终夺得鲍尔纪念奖的《感谢上帝》则是一部男性MeToo运动的时事翻版，它令柏林电影节在第二天随即转换为严肃的法庭与精彩的辩论场。《感谢上帝》取材于法国里昂真实的神父娈童事件，它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追踪了不同受害人的心路历程，揭示他们如何在彷徨与犹豫之中一步步打破红衣主教所维护的神学威权，以及教会内部在面对丑闻时所惯常采取的体系性偏袒机制。在信仰与迷惑、对话与质疑的拉锯战中，三位受害人最终以“零容忍”的态度成功发起法律诉讼并达成自我救赎。最引人注目的是：《感谢上帝》所涉及的真实案件原定3月8日于法国开庭，为了避免激烈的公众舆论，被告律师申请延迟2月20日于法国举行的首映。而在该提案悬而未决的情况之下，该片如期在柏林电影节上举行世界公映，甚至将受害人之一与始于去年11月的“黄马甲运动”相联系。此种毫不迟疑的行动与勇气赢得了观众席上经久不息的掌声，明确展现了电影对社会活动与时事议题的积极干预。
而出自马其顿年轻女导演米特威斯卡（Teona Strugar Mitevska）的《上帝存在，她叫佩特鲁尼娅》与71岁波兰女导演霍兰（ Agnieszka Holland）的《琼斯先生》同样致力于以真人真事为题材质疑社会权力结构、呼吁司法公正与新闻自由。前者描述一名单身大龄失业女青年在主显节跳入河流、与男人们争抢象征幸运的十字架，其从而在无意之中成为男权社会的叛逆象征。在意想不到的来自男权、神权、家长威权及滥用的司法权的逼迫之下，这位充满自我意识的历史系毕业生毫不怯懦，甚至冒着“颠覆国家罪”与“危害公共秩序罪”的风险，以一己之力质问何为法治社会、何为永恒的祖国。而《琼斯先生》则还原了被遗忘的英国独立记者琼斯在20世纪30年代如实报道乌克兰大饥荒的惊险历程。面对斯大林农业集体化所造成的人为灾难，琼斯真挚的新闻态度映衬了集权的贪婪、鹰犬的狡诈、主流媒体的傲慢以及大国外交之中百万饿殍被轻轻掩盖的残酷行径与功利主义。影片将它与作家奥威尔反乌托邦作品《动物庄园》的创作灵感相联系，更加彰显了个体行为对政治生活的冲撞与改变。
四 《英雄》、《流浪地球》与《一秒钟》：来自中国电影的冲击
当各项精彩的角逐接近尾声，作为闭幕式压轴影片的张艺谋新作《一秒钟》却出乎意料地因“技术原因”而临时撤影，代替它的是其2002年的旧作《英雄》。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波不仅使柏林电影节难堪地打破了公平慎密的票务原则下不予退票的规定，也破坏了其仅限一年之内制作、仅限国内首映的作品选拔标准，而早已习惯契约社会运行规则的观众们也感到错愕无比。连同另一部中国电影《少年的你》的临时撤展，不管是电影节组委会本身还是各国媒体都无法确认消息背后的真实性，只能猜测“或许还有别的原因”。但正如前文所言，柏林电影节的传统首先在于关注电影的社会意义及先锋性质，它并不单纯看重电影本身的制作是否精美到位，因此该项说辞很难说服人心。而当外媒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询问时，得到的答复一是询问有关部门，二是推荐当下“大热”的《流浪地球》。
当《英雄》与《流浪地球》罔顾观众以自主购票等市场消费方式进行选择、而依赖官方强行安排或进行推荐，这本身就是一场与该届主题“个人的就是政治的”的直接冲突与交锋。在“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所激发的68女权运动中，“人本身的政治”（Politik der ersten Person）即是该项运动所要达成的重要目标之一：它拒绝任何形式的代言，甚至质疑代议制民主；即使是某种善意形式的“帮助”，也需得经由当事人自身的决定机制。何况当我们考察《英雄》与《流浪地球》时，不难发现，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宣扬宏大的政治目标或神圣的拯救计划，而在追求宏大目标或神圣计划的过程中，个体的权益乃至生存权力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做出牺牲，而这种牺牲甚至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英雄》中，身怀国恨家仇的主人公无名因为秦王一瞬间的顿悟而动了恻隐之心、毅然促成其一统天下的伟大宏图；而顿悟之后的秦王却不得不“秉公”根据秦国的律法杀掉这位实施宽恕与让步的侠客。遗憾的是，此种混乱的逻辑无法被成功地解读为现代社会的语境，因为一个众所周知的前提条件是：秦王所维护的律法不过是建立在“家天下”的家族血缘基础之上，它并不具备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天下为公”的合法性。正因如此，《英雄》仅能以庞大的制作与精美的画面为观众带来视觉冲击，当它需要上升到弘扬价值观的高度时，这反而使本片沦落成为一个缺乏合法性的王朝政权私权滥用、苛求个体的过时影像。而在《流浪地球》中，原本作为领土概念与政治权力而出现的“天下”进一步拓展成为象征人类整体生存环境的地球。当主人公为拯救地球而牺牲自己重病的妻子，当轻易的抽签方式可以决定地球一半人口的生死，这些不容进行澄明讨论的伦理细节反而使得这位肩负宏大使命的英雄成为父权与威权的集中隐喻。同理，当它一旦被上升到人类共同命运体的高度，它所提供的神圣的蓝图也更加令人不安：因为这其实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的深度结合。在这种来自人类某一“高阶决策”的不容置疑的引领之下，不仅草根及个人对文明危机的独有敏感性丝毫不见表述，甚至他们对生存危机的主观能动性也遭到忽略与排斥。毫无疑问，此种价值体系只能使孤立的个体更加孤立，他们“个人”的需要无从也无需再转化为“政治的”，而“政治的”将自我认定的拯救权神圣化，更无需再承担是否代表一切精细“个体的”的检验与批评。正因如此，在这部影片中，人情与人性的细节除了套路化的煽情之外无法得到深度处理，观众也无法从中探索人的自主权利与社会的边界。由于它忽略了人类共同命运体经由协商、妥协方能达成共识的前提性存在，似乎很难在柏林电影节的影院里引起广泛的共鸣之情。
由此可见，上述官方刻意弘扬的影片无疑与柏林电影节的一贯理念发生冲突、与张艺谋导演以小人物命运反映文革的低成本电影《一秒钟》等构成巨大的僵持张力。但幸运的是，柏林电影节上还有一部来自中国的催泪之作《地久天长》，它意外地在各个影院获得发自内心的感动与认同。在没有龙标、不符中国官方上映要求的独立纪录片集体缺席的情况之下，《地久天长》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它近似纪录片的自然客观而又真实流畅的叙事手法：导演成功地抽离自身在场的痕迹、任由时光的流淌自主展现40年来国家政策对普通百姓命运的左右。在这里，包括生育繁殖（计划生育政策）、两性心理（“严打”之下的流氓罪），自我实现（强制下岗）等在内的“个人的”重要领域均已毫无自主地被管控为“政治的”，而“政治的”也无所不在地肆虐投射于“个人的”之方方面面。在这场力量对比显著悬殊、令人欲哭无泪的角力之中，片中结尾所展现的爱情、友情与亲情之间的“和解”却出乎意料地成为一个深具哲学意义的启示：那就是不管遭受怎样的碾压与伤害，个体所承载的人性终会经历岁月的长河而胜出，最终成为一个民族的天长地久。正是由于此种委婉的或许甚至是出于规避审查制度的巧妙构思，该片以催人泪下的同理心冲击力成功地避免了观众席上激烈的追问与常见的批判意识，譬如对社会结构的触动以及对原因的问责等等。正因如此，导演对自我叙事能力的有意淡化使该片无从夺取金熊大奖，但男女主演双双获得最佳演员奖的殊荣却象征着柏林电影节对大时代小人物的真挚致意。这是一场发自人心的温情共鸣。
总而言之，正如本届即将卸任的柏林电影节主席科斯利克所言：“在当今的世界，‘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句口号毫不过时、甚至经久弥新”。因为在这个时代，一切“个人的”都描绘了我们所处的生活文化、消费价值观与时代精神。人们通过“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深度探索隐私、自主权、家庭与社会的边界，而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艺术家都在这些问题中定位自己、力图在政治生活中留下个体的痕迹。这也正如评委团在闭幕式上针对《一秒钟》的撤影而共同宣读的声明所言：“艺术家能帮助我们理解历史与情感，电影艺术可以促成我们生活与思想真正的转变。电影艺术就是如此。”此番话语，与它背后各种理念的碰撞与张力一起，成为第69届柏林电影节最引人瞩目的时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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