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美国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经济学圈子传出一条不幸的消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艾伦•B.克鲁格（Alan B. Krueger）突然离世，克鲁格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对于这样一条突如其来的消息，美国各大媒体都做了及时报道，连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出面接受采访。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在报道时，第一句话便是，很少有人能够同时吸引下面三个地方的注意：白宫、普林斯顿大学的教室和摇滚名人堂，而克鲁格全都做到了。

几天以来，整个经济学界都为克鲁格感到震惊、不解和惋惜，那些与克鲁格有过交往或了解他的人，心情更是难以平复。在许多人看来，克鲁格还年轻，今年不过59岁，虽然他有很多社会活动，但他给人的印象始终是精力充沛。克鲁格还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与同事也相处不错，没人想到在经济学多个领域都有建树的他，会以这样的方式与世界告别。要知道，就在他去世的几天前，也就是3月13日，他还风尘仆仆地飞到美国西部的斯坦福大学，为师生举办了一场学术讲座。

对于学有所成的社会科学家而言，59岁本应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因为可以目睹自己年轻时播种的学术种子开花结果，感受年轻学子站在自己肩上，将自己以前的研究成果发扬光大。如果按照学术界不成文的说法，对学者最大的恭维莫过于引用他的作品，那么，还有什么比现在的研究者还在引用自己多年以前的研究论文，更让人兴奋和愉悦的事情呢？

要进一步了解克鲁格的生平和学术贡献，只要访问他的个人网页就行。克鲁格长达21页的简历包含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内容，如多得数不过来的研究著述和社会兼职：他曾三度赴华盛顿任职，先后在克林顿政府的劳工部和奥巴马政府的财政部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最后一次是2011至2013年期间，出任奥巴马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内阁成员。此外，克鲁格还有众多的学术头衔，在学生团体的任职更多，较醒目的是2016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

笔者最初知道克鲁格是多年以前的事，那时他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办的“经济学观点杂志”（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的编辑，类似于中国期刊的主编职位。这是一本以经济学学生为定位的季刊，每期都有一个主题，由各领域的专家撰写。从那时开始，笔者几乎每期都没落下，至今仍爱不释手。当然，偶尔也会读到克鲁格的文章，包括他在大众媒体，如《纽约时报》等撰写的评论文章。

出生于犹太家庭的克鲁格自幼成绩优良，高中毕业后入读美国“常青藤”名校康奈尔大学，最初学习“产业和劳资关系”，本来打算毕业后从事律师工作，然而，在接触到经济学以后，决定改弦更张，本科一毕业即进入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学，仅用四年时间就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除去在华盛顿的短期工作以外。

克鲁格始终关注美国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热点问题，如就业、教育、环境、健康、收入分配、不平等、社会保险和反恐等等，加之以前出任联邦政府部门经济学家的经历，使他入驻白宫，成为奥巴马的首席经济智囊，大有轻车熟路之感。虽然很多人将克鲁格列为劳动经济学家，但实际上他关注的问题极广，这从他发表文章的杂志就能看得出来，譬如他与合作者曾在《科学》和《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等一般经济学家极少涉猎，但又影响巨大的期刊上发表过多篇论文。他的思考也早已突破了经济学的常规问题，如他花了很长时间思考主观幸福感的问题，这使得他在研究现实问题时，会更多考虑人的因素，由此给出的政策药方也更具人情味。正如奥巴马在克鲁格离世后发布的声明中所提，“他（克鲁格）认为经济政策并不是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一种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的方法。”

与其他深居“象牙塔”的学者不同，克鲁格在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都获得了巨大成功，按照奥巴马的说法，“他（克鲁格）在政府内外拥有一流的职业生涯”。这一点，似乎从克鲁格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踏进学术圈的那一天就开始了。

可以说，在白宫担任总统的经济智囊为克鲁格赢来了一个高光时刻，这不单是因为他时常被媒体记者包裹，被聚光灯笼罩，更重要的是他对美国经济的看法，以及政策主张都得到了充分的报道，并有了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此外，与奥巴马同一时期在哈佛的求学经历，也为他们的工作关系和缔结友谊提供了基石。从奥巴马近日的声明以及网络上流传的二人合影，我们可以领略到这一点，这一时期的克鲁格大有沐浴春风之感。

让我们回到克鲁格的学术贡献上来。依笔者所见，克鲁格在以下几个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也是未来研究者需要了解，也难以绕开的理论丰碑。

一是，关于最低工资和就业关系的研究。以往的观点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减少失业率，但克鲁格和合作者对美国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两个州的研究表明，没有证据支撑这种关系。这不仅颠覆了之前人们对于最低工资的看法和直觉，而且这篇论文开创了现代经济学通过自然实验进行研究的一种范式。这篇1994年的文章，已成为经典之作，被广泛认为是克鲁格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二是，关于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的研究。克鲁格在白宫任职期间，借助文学作品的人物，用“盖茨比曲线”来刻画不同国家收入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的关系，推动了现代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融合。

作为一位坚定的民主党人士，克鲁格始终关注美国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对人类的基本价值抱有同情心，例如他对于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忧心忡忡，认为不平等阻碍了社会流动，造成了美国社会阶层固化，令来自中低收入阶层的年轻人找不到向上攀爬的机会。为此，他强烈建议政府改善中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机会，此外，政府还要为这一群体改善健康条件，帮助他们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社会流动，让美国成为希望和梦想的国度。

三是，环境保护。1995年，克鲁格与国际贸易大师，同在普林斯顿的吉恩•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合作发表了“经济增长和环境”一文。如今，这篇论文已成为贸易和环境研究领域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其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绝妙论证，为无数研究者提供着灵感和思路。这篇文章纠正了人们以往的错误认识，也就是经济增长必然导致环境污染的看法。两位学者发现，当人均GDP较低时，也就是一国在经济发展初期，各类环境污染，包括空气污染，都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快速增加。但当人均收入达到8000美元，也就是一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开始迈向高收入国家时，环境污染会得到有效遏制。这一主张如果站在经济学的其他角度来看，也是讲得通的，比如环境质量和GDP之间的替代关系，当人均收入足够高时，牺牲环境质量变得不再值得。20多年前的学术观点让中国的研究者读起来倍感亲切，也怦然心跳，这不仅是因为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恰好处在这个节骨眼上，而且还在于中国能否迈过中等收入国家这个坎，未来充满了未知。

四是，恐怖主义的研究。众所周知，恐怖主义是影响当今人类安全的根源之一。作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传统领地，恐怖主义是经济学家很少涉足的一个问题。2008年，克鲁格根据自己在伦敦经济学院讲座的内容，整理出版了《恐怖分子的成因：经济学和恐怖主义的根源》（What Makes a Terrorist: Economics and the Roots of Terrorism）一书。这部“跨界”著作一经出版，便好评如潮。此书的最大贡献在于，纠正了人们对于恐怖主义的一些认识误区。例如，许多政治家和学者都认为，贫困和缺乏教育会滋生恐怖主义。然而，在克鲁格看来，绝大多数恐怖分子其实来自中产阶级，而且往往接受过大学教育，这已被大量事实所证明。显然，要正确评估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并成功应对由此带来的威胁，极有必要先突破以往的认识。

五是，克鲁格在音乐方面的见解。闲暇之余，克鲁格对音乐有着近乎疯狂的热爱，这从他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期间发表的言论就可以看出，他经常会以音乐领域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例子来阐述他对美国经济和社会的看法，以此通俗易懂地亮明自己的政策主张。在2013年的一次讲话中，他用音乐会门票价格的飞涨来形容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指出排名前5％的表演者拿走了所有音乐会收入的近90％，音乐界将现实世界“赢者通吃”的逻辑发挥到了极致。

细细想来，克鲁格借音乐来比喻互联网，也就是数字时代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某些特征和快速变化，无疑是恰当的。这是因为，音乐产业是最早感受数字冲击的领域之一。譬如，以前人们主要靠出售音乐CD获取收入，互联网时代使得传统的赚钱渠道不再奏效，于是人们倾向于通过现场演唱会的方式来赚取收入。可以说，音乐领域正在发生的变化迟早会在其他领域得到体现。

克鲁格将自己多年对于音乐的思考汇集成册，完成了一本《摇滚经济学》（Rockonomics）的著作。令人遗憾的是，克鲁格等不到那一天了，因为这部300多页的专著拟定今年6月上市发行。这本书似乎预示着，克鲁格的精神遗产将会与我们同在。

最后，让我们以经济学的方式来尝试理解克鲁格的最后选择。其实，人们所有的不理解，就在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也就是经济学家常挂在嘴边的假定的不同上。如果我们能够获得充分信息，那一刻可以站在克鲁格的角度来思考人生，或许我们也会像克鲁格一样做出同样的决定，尽管那是一个艰难的时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克鲁格的选择值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