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陈恩田主任与陈光中教授讨论模拟控辩学术活动）
（中国北京消息）8月23日下午，因十六年前一桩命案引发争议，首都部分法学专家将其作为“证据法学研究”的经典案例，在京举办模拟法庭控辩，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部分同学参加了活动，一带一路国家政法研究中心主任、泰中艺术家联合会名誉会长陈恩田莅临现场旁听。
十六年前，某省海边发生命案，被害人因200元航道费，与码头公司保安发生肢体冲突，继而追逐到海边，被害人在跳海逃跑中不幸溺亡，多名保安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判刑。侦查期间，保安供称“公司董事长带头殴打被害人，自己受人指使属于从犯”。本案争议在于同案口供能否证明公司董事长（嫌疑人）犯故意杀人罪？
控方：多名保安口供指“嫌疑人参与殴打被害人，并指使保安将被害人抓回，导致被害人跳海溺亡”，该口供应予采纳。被害人逃跑至海边，保安再次追到海边，被害人只得跳海逃跑，保安不但不予施救，还阻止被害人上岸，导致被害人溺亡。而保安是受嫌疑人指使，根据《刑法》第232条，应该判处嫌疑人犯故意杀人罪。
主持人：当年公安机关虽然采纳了同案口供，但也采纳了出警治安员证言，认为嫌疑人仅在纠纷初期与被害人有肢体冲突，并未参与追逐被害人，也没有看见被害人跳海、被阻止上岸，不予施救等连环行为，以嫌疑人“参与伤害证据不足”予以释放，在保安涉嫌故意杀人罪判决书中，省市两院也采纳了同案口供，认为嫌疑人虽然指使保安抓人，但并未指使保安阻止被害人上岸，不予施救等致人死亡行为，认定保安应对被害人死亡结果负责。
主持人：十六年后，当地公安机关以嫌疑人涉嫌故意杀人罪将其逮捕，羁押八个多月，其九十高龄父亲不服，认为“幕后有人勾结，妄图侵吞码头”，所以向当地检察院递交了《不予起诉申请书》，四处喊冤为儿证清白，甚至要拍电影《审查起诉》还原案件真相，引起我国著名法学泰斗、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陈光中教授等人关注，嫌疑人是否犯故意杀人罪，成为法学界争议的焦点。
辩方：《刑法》关于故意杀人罪，在主观上须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他人死亡的危害后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嫌疑人有这种故意行为，当年公安机关的认定，以及省市两院判决表述已经佐证嫌疑人不涉嫌故意杀人，并形成合理链环。同案个别口供混乱，前后不一，自相矛盾，不排除为减轻罪责或在特殊情况下做出的不实口供，甚至认错了“老板”，不应采信，在轻口供重证据，防止冤假错案的前提下，仅有口供，属疑罪，应从无。
控方：辩方怀疑同案保安口供存在问题，甚至怀疑保安认错“老板”，是没有根据的。第一，没有证据表明16年前和16年后侦查机关在办案中存在不当行为；第二，作为公司保安，不可能不认识公司老板。本案中，嫌疑人除了指使保安对被害人进行追打，还亲自动手殴打被害人，致使被害人跳海溺亡。
辩方：关于口供问题，陈光中教授在查看口供时，发现有提示性讯问，具有引诱倾向，不排除按侦查人员的主观意图或推断进行供述。关于保安不认识老板之事，我们常听说有些保安不让老板进门的事，由于保安处在基层，更换频繁，不认识老板是完全有可能的，在提示性讯问中，保安们可能认定拿着枪形物的“老板”就是公司董事长，这样可以减轻罪责，变主犯为从犯。另外，在未确认保安看见的“老板”就是公司董事长之前，控方不应将“指使、殴打”归责于嫌疑人。我们来换位思考，比如有人到检察院闹访，某检察官和上访人发生肢体冲突，通知法警驱逐或抓捕上访人，上访人逃跑至检察院门外，掉进了窨井，因施救不及时淹死。面对追责，为改变主犯地位，法警口供“检察官和上访人发生过肢体冲突，并指使抓捕上访人”。请问，这和上访人掉进窨井淹死有必然关系吗？以故意杀人罪起诉检察官合法吗？如果检察官带领法警一起驱逐或抓捕上访人，看见上访人掉进窨井却阻止法警施救，则涉嫌故意杀人。如果检察官根本就没与法警一起驱赶或抓捕上访人，也不知道后面发生的事，甚至与上访人发生肢体冲突的另有其人，采纳同案口供就证明检察官故意杀人了吗？
控方：由于当年现场没有监控设备，无法提供现场录音录像证据，只能依靠证人证言及口供，同案的不同立场多人口供足以认定嫌疑人就在命案现场，并且放任保安致被害人跳水、阻止其上岸、不予施救等行为，如果不追究嫌疑人故意杀人罪，就会纵容犯罪分子逍遥法外。
辩方：当年出警的派出所治安员已经证明嫌疑人不在命案现场，难道同案口供比治安员证言更可靠吗？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5条，轻口供重证据，目的是防止冤假错案。同案犯的指认和供述在诉讼中本身也属于被审查对象，存在虚假和捏造的可能性，无法作为独立证据，尤其是指控他人有罪的证据。比如，不良用心之人用1000万元收买10人，统一供述“检察官受贿”，就可以凭此定检察官罪吗？本案中，不排除16年前同案口供就存在问题，开车到达现场与被害人发生肢体冲突的人是否就是嫌疑人？保安们是否都认识嫌疑人？即使来人就是嫌疑人，是否发生冲突后就走了，后面的事他根本就不知情。正如陈光中教授所说，“疑罪从无”有一定风险，但错判的可能性更大。这些年出现在公众视野的冤假错案，多数是因为重口供轻证据导致的。
分析员：本案嫌疑人获知有人闹事赶到公司，有两种合理推断：第一，在办公室稍作停留，安排他人去处理，自己前往镇政府开会，与被害人发生冲突的“老板”另有其人，案发后，保安在“特殊情况”下一致认为此“老板”就是公司董事长，这样可以减轻罪责，将自己变为从犯地位。第二，嫌疑人确实与被害人发生过肢体冲突，因赶时间去镇政府开会，很快驾车离开，后面命案并不知情。两种可能均符合出警的治安员证人证言：嫌疑人不在命案现场（被害人溺水现场）。治安员赶到时，被害人还在水中游，尚未沉水，治安员要求旁边的渔船帮助施救，渔船不理。此时命案还没发生，出警的13名治安员均未看见嫌疑人，如果嫌疑人在现场，应属重要控制对象。
主张“疑罪从无”的陈光中教授是新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开拓者和重要奠基人，他认为，应该排除合理怀疑及其他可能性，证明其唯一才能确认，但他同时认为，嫌疑人应提供自己当时在其他地方的证人或证据，这样更便于认定确实没有参与伤害，或目睹保安阻止被害人上岸、以及被害人溺亡全过程。
参加本次活动的同学表示：这是一次关于“证据法学”的重要控辩学术活动，双方针锋相对，非常精彩，通过本次学习，同学们掌握了许多控辩技巧，对所学的法律知识进行了一次有益的实践和运用，对于将来踏上工作岗位具有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