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真的善于从美国公众的真实感受中发现一些重要线索，然后为己所用。他提名商人、前总统竞选人赫尔曼•凯恩(Herman Cain)进入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理事会，就是这样的例子。就在我们认为不会有什么比提名评论人士斯蒂芬•摩尔(Stephen Moore)为美联储理事更糟糕的时候，特朗普又提名了“披萨王”（凯恩曾是一家披萨连锁餐厅的首席执行官——译者注）。
人们很容易认为这项提名又一次表明总统对经济一无所知，进而对此不屑一顾——正如4名共和党参议员最近所做的那样，他们的反对意味着凯恩不太可能在美联储理事会获得席位。
但我们不应该对此不屑一顾。凯恩确实不知道金融市场如何运作。他与特朗普提名的摩尔一样，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曾建议美联储加息。但总统为提名凯恩做出的辩解是，他不是一个政策老学究，却是一位了解商业运作的就业创造者。特朗普只关心把他的政治亲信塞进美联储。然而他说出了一个重要真相：过去10年的货币政策对市场的贡献远远大于对实体经济的贡献。
想一想，自2010年初以来，美国实际时薪仅增长了6%，而实际房价却上涨了20%以上，经通胀调整后的股市市值翻了一倍。多亏了就业增长，美国家庭收入增幅高于工资增幅。从2010年到2017年，美国家庭收入增长10%，尽管仍然落后于资产价格涨幅。与此同时，从2007年至2016年，美国财富不平等加剧程度为史上最大。
这一点，以及企业债务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创纪录水平，都是美联储举措的意外后果。美国央行可以提振资产价格，却无法消除拖累经济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并非源于货币供应不足，而是源于货币政策无法解决的更深层次挑战：技能与就业岗位不匹配、劳动力老龄化、地域流动性降低和企业集中度提高、技术驱动的劳动力市场剧变。
你无法单纯凭借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来解决这些问题。你需要借助由民选官员（而非技术官僚）制定的财政政策。但两极分化的政府无法做到这一点。这是美国和欧洲都面临的难题。在欧洲，人们对欧洲央行(ECB)货币政策火力的有效性以及欧元区协同财政宽松计划的可取之处展开了激烈争论。
我很担心这种过度依赖央行官员的现状。令我惊讶的是，在危机后曾担心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引发恶性通胀的很多人（摩尔和凯恩就在这个行列），现在却主张降息；这并非因为他们格外关心普通民众，而是因为这符合他们的政治目标。我们应该确切地称之为：推诿责任，这种情况以前发生过很多次，根源都是时任总统想用廉价债务来掩盖问题。
也不仅仅是共和党人想要两头占便宜。“现代货币理论”(MMT)目前在左翼圈子里颇为流行，驱动该理论的是这样一个想法，即它潜在为英国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在2015年提出的“人民量化宽松”概念提供了依据。美国一些民主党人相信，通过授权美联储利用其资产负债表为教育和基础设施领域可以创造实际增长的投资项目（而不是金融资产通胀）提供资金，他们可以规避围绕税收和支出的政治辩论。
此类计划的成功取决于低利率、低通胀和相对乐观的信贷市场。不管你是否相信这些条件会继续存在，“现代货币理论”还会让美联储政治化，因为在世人眼里，美国央行被用于在民主进程以外实现具体政策目标。当然，这正是特朗普眼下所做的，尽管他的目的非常不同。
说到底，我们眼下所处的境地与2008年完全一样——政客们指望央行官员做他们不能做的事。但我们凭什么要相信美联储（或欧洲央行）能够以某种神奇的方式改变当下经济分化、技能缺口危机扑面而来的事实？央行无法以一己之力创造经济增长。他们只能控制货币供应。
特朗普想为了一己私利而扰乱美联储。但美联储已经在自我再造。美国央行最近开始对其货币政策框架开展重要评估，其中包括一次聆听之旅——届时各地区联储主席将与象牙塔外的人们进行交流，如商界领袖、房贷借款人、退休人士、千禧一代、劳动者和企业家。其思路是考虑过去数十年实体经济变化的方式，然后思考货币政策是否也应该与时俱进。或许当他们结束评估时，我们也将拥有一届准备好（且有能力）发挥作用的行政当局和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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