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园。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理论上过年从腊月二十四开始，持续到正月十五才算结束，实际上到正月初七便无聊到极点，除了几户路远亲戚还没有走动，接下来尽是无所事事的日子。
如果是晴天，一早看着无人的田野，可以看到天黑而无任何变化，天空、道路、河流、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事物，像是被施了魔法般陷入静止。令人昏昏欲睡的安静中，鵟或鹞子在天上巡视立春前后的赤土，它们偶尔振翅，多数时间只是伸开翅膀，在冻结的蓝色天空下滑翔，一圈圈做着繁复的向心运动，就像一群头朝下的滑冰运动员，倒挂在冰上凭惯性长时间滑行——也许是梦游。
需要视线向下，移到稻田里，才能打破这数字生成图像式的虚假气氛：鸡似乎是唯一不受节日催眠气氛影响的家养活物。头年稻茬里生着三四寸深的苜蓿，黄鸡、黑鸡和芦花鸡（偶尔还有乌骨鸡）在里面啄来啄去，一整天乐此不疲。几小时后，一只鹞子突然收拢翅尖向下俯冲，鸡群便轰然一散，例行地发出咯咯惊叫，声音传得极远。就算鹞子抓住鸡，也很难带走。逃过年夜饭的鸡经过整个冬天散养，对小猛禽而言，都太肥太重了。
傍晚时有人去菜园里收萝卜或卷心菜（灰蓝色扁平冰壶状的卷心菜，被称作“灰叶包”），世界才略微有点儿变化。但到了这个时节，连萝卜也不好吃，它们本来饱满而汁水丰富的块根表面还是圆形或椭圆形，拿在手上便知分量不对，切开后可看出纤维老化且已经空心。这是萝卜要开花的征兆。萝卜旁边的地畦里，油菜紫色宽叶中心也伸出一枝粗壮绿茎，顶部已经生出密集的苞蕾（一旦红菜苔端上餐桌，迟钝如青春期的男孩子也知道春天已经到来）。
令人烦恼的是晴暖之后雨天往往持续很久，我们只好站在屋檐下，看悬铃木、苦楝、枫杨、板栗和泡桐这类落叶乔木赤裸的灰黑色枝条伸入天空，幻想它们干燥枯皱的树皮吸收水分后，细胞会慢慢恢复弹性并撑开表面，色泽转为黄绿。很难说清这类想象开始的具体时间，因为它们既非肉眼可见的情景，也不可能无中生有，只能来自自然纪录片中的延时镜头。我们接触这类镜头很晚。1990年代早期，不要说这类镜头，就是电视机，在赤土也还是稀缺之物。
村里第一台电视机出现在“冈上”，是电子媒介复活驱鬼传统的产物。那时候冈上人烟稀少，被竹林和杂树所覆盖，林间到处是坟墓。男丁太多的人家不得不迁去村庄边缘地带，辟地建房，最早是雷家，然后是刘家和李家，最后才是汪家。四大家族至此移居完毕，村庄中心遂转移到冈上。
如今这里交通便利，已经很难想象当年在林间空地建房的凄凉景象，但早期移居伴随着一次成年男子的意外死亡，很长时间里，“冈上”都笼罩着不可言喻的气氛。
死者是刘家长子，他父亲和我父亲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因此我叫他大哥。刘家原来与我家毗邻，共有三男两女，大哥生前的样貌性格，我忘得坚决而彻底，但他死亡的过程经过姊妹们各种场景下无限多次讲述，情节和细节均固定并深植在我的记忆中，再也无法消除。大哥服毒的原因，从来没有搞清楚过，这加深了死亡留给我的最初印象：伴随着痉挛和呕吐带来的剧烈痛苦，以及死亡带来的恐惧与悔恨，一切都无可挽回。
人总是比他们在别人想象中更冲动，比他们在自己想象中更软弱。但村人并不把大哥的死归因为人的困境和危机，而是将他的死与被惊扰的鬼神世界联系在一起。李家有四个儿子，新房选址与刘家相邻而比刘家略低，两家屋后的毛竹不相区别，到了傍晚便在一起来回摇摆，发出深长幽邈的声音，似乎是死者相招的呼唤。这声音侵入梦境，给定居点的新居民带来强烈不安。在一个带有总结性质的梦境中，出现了村里多年前服毒自杀的哑巴，李家的户主（也是我的远房姑父）仿佛领略到其中暗示（说暗示绝不过分，因为哑巴即使在梦里也从来不说话）：哑巴没有结过婚，当然没有后代，他的祭奠由兄弟们捎带着操持，怠慢是不可避免的。于是李家举行告祭仪式，表示愿意长期承担祭奠哑巴的责任，希望借此安抚死者的灵魂。整个事件中，令人吃惊的并不是梦沟通了死者与生者的世界，从而发挥了文化整合作用，或者被抑制的道德评价（对哑巴亲属的责难）因此以一种曲折的方式表达出来——毕竟，在大多数社会中，梦都发挥着类似的功能。真正令人吃惊的是人们对待启示的不同态度。
考虑到哑巴和大哥都死于服毒自杀，而且大哥死在订婚之后、结婚之前，这个梦对刘家应该更有启发。刘家盖新房显然与大哥将要结婚有关；盖新房惊扰了死者；死者对这个幸运的男人尤其怀有嫉妒和敌意；死者采取了行动——围绕着恶灵不满这个主题，上述逻辑在任何萨满文化保存较好的地方都不会被忽视，但事实是刘家无动于衷，而李家在祭祀与承诺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后，买来一台电视机，期待借此增加冈上的人气。
这件事只能是出自李家第三个儿子（也就是我的三表哥）的动议。三表哥是村里仅有的三个高中毕业生之一，因为学历太高，像我三舅舅一样无法从事农业生产，于是姑父送他去县城学习修电器。他相对于赤土明显冗余的文化资本，结合聪明但经济不独立的年轻人经常采取的消费策略，带来了一台很小的黑白显像管电视机。电视机屏幕上蒙了一层透明彩色塑料纸，模拟出彩色显示器的效果，因此降低了显示器的亮度和分辨率。这类改造当然只能出自动议者的手笔，但我不知道是否真的适宜，由于缺乏亮度，以及不真实的色彩，这台电视机总是唤起而不是消除那个导致它出现的传说的记忆。
电视机及其带来的长远后果，绝不是温和、羞涩、有着洁白牙齿和灿烂笑容（这些象征着他在村庄以外的生活经验）的三表哥所能预见和理解。那时电视机当然不算特别罕见的事物，但它的出现仍然决定性地削弱了夜晚和梦境的文化功能。人气可以通过看不见的电子信号传输，通过简单的鱼骨天线变成声音和画面，通过电视剧特别是《西游记》得到积聚，结果是幽冥世界和道德恐吓机制退场。如果说村庄从传统脱嵌的进程是从这台电视机开始的，未免夸张，因为国家早已将无神论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强加给了赤土，但是，直到1990年代中期，在看不见的心灵世界里，驱动着世界运作的仍然是叙事——不一定是叙事的主题和内容，也可能是叙事的媒介。唯物论和决定论的真理之光始终无法普照村庄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障碍之一可能是不稳定的电力供应（以及过高的电费）使国家无力真正打破“白天-黑夜”这一村庄生活时间的二元结构。如今，聪明的三表哥将电视机以及一种混合媒介的叙事形态引入村庄，尽管这种叙事形态因为电压波动常常出现诡异的频闪，但仍然散发出无法抵抗的吸引力。在这种吸引力的比较下，村里各种仪式活动的娱乐价值无不贬值。婚礼、丧仪和祭祖之类仪式带来的身心体验，都建立在二元视觉经验上，而电视机的出现和快速普及，将作为对抗性叙事资源的“黑夜/不可见/幽暗”贬抑为“白天/可见/光明”的附属品，从而完成漫长脱嵌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步。
人类对可见性的执著很多时候都像自寻烦恼。看似徒劳之举因为长期得到认真对待和系统思考，最终成了文明的核心。我们的感受力是视觉中心主义的，这是生物演化的结果还是文化塑造的结果，可能永远讲不清楚。这不意味着我们的视觉感知能力没有退化——和我们的听觉、触觉和其他身体感知能力一样，当下视觉作为人类拥有的一种生理机能，其效能可能要低于人类的祖先，但人类发明了复杂的符号体系，发明了人工照明，能够利用图像交流。所有复杂或者说复合媒介的交流方式，都默认归根结底要以视觉为中心。现代性也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我父亲本来是村里的仪式专家，后来对仪式也越来越多地采取务实和漫不经心的态度。有些年，他对仪式的兴趣似乎完全被其中的声音效果取代。我不能理解甚至怨恨我父亲对爆炸物的偏好（他曾把开矿用的黄火药成包成包地堆在放置电视机的木柜里，从没有提醒我和妹妹这些东西有多么危险）。过年时他在室内放一种直径5厘米、高10厘米的巨型炮竹。我不止一次担心房子会在剧烈的爆炸中倒塌。我怕响声，憎恨火药和炮竹外包装燃烧后的烟气，不喜欢各种颗粒物四处迸射，担心引发火灾。整个1990年代，炮竹制作工艺水平不断提升，爆炸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响、越来越连贯。这些从可视化、亮度和声响方面建构的视觉和听觉体验，与电视机带来的娱乐标准是分不开的。每次放鞭炮之前或之后，我父亲都要把电视机的音量调到最大，并流露出享受的神态，似乎是对压倒一切的视觉文化的抗议。
每到农历一年的最后一天、新年的第一天和新正的第七天，所有这些都会重演一次。那之后的寂静意味着秩序恢复，日常生活令人昏沉的诅咒重新回到赤土，令我长舒一口气。象征毁灭与重生的仪式全部结束，我终于可以专心期待气象学上的春天快点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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