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丑闻被曝光后，加州和纽约州开始限制在性骚扰案件中援引保密协议。在亿万富豪商人菲利普•格林(Philip Green)试图阻止英国《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公布他与指控他性和种族欺凌的5名雇员达成的和解细节、结果失败后，英国政府也在考虑限制保密协议。
没有报道的是那五名雇员的观点。据开庭审理格林诉《每日电讯报》案件的法官沃比(Justice Warby)介绍，有四名雇员不希望自己的遭遇被曝光。第五个人根本不想公开自己的姓名。有两人对格林试图让此事保密的做法给予积极支持。格林否认自己有任何非法行为。
这说明了关于老板欺负后来签了保密协议的雇员的一个重要两难。许多雇员不希望自己的案子被曝光。然而，就像韦恩斯坦的案子一样，多年来签订的保密协议，可能掩盖了一种首席执行官滥用职权的模式，结果会让不当行为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继续。
雇员在受到骚扰时签署保密协议的原因在于，他们不必承受法庭或劳资裁判庭开庭审理的压力就能获得补偿。这使得他们可以翻开新的一页，更换工作，而不会被公开指责为可能的麻烦制造者。
这正是不公平的地方。工作中的骚扰源于高层和其下层之间权力的不平衡。但在受欺负的雇员离开后，这种权力不平衡仍在延续。雇主损害离职雇员名声的力量，大于雇员损害公司名声的力量。
对于每一位个别的离职雇员，保密协议也许是有意义的。但是，它也不让我们知道欺凌或骚扰个案是不是一种模式的一部分。
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下议院妇女和平等委员会(House of Commons Women and Equalities Committee)一直在就该问题举行听证会。在上月的一次富有启发性的会议上，一群在劳动法领域经验丰富的律师就该问题和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发表了看法。
其中一名律师朱莉•莫里斯(Julie Morris)告诉妇女和平等委员会，她的员工客户经常想要保密协议。“他们希望整件事以保密的方式解决，他们对此非常满意，尽管他们经常希望签保密协议的原因之一是担心自己将来能否找到工作。”
在被工党议员杰茜•菲利普斯(Jess Phillips)问及她是否曾看到同一雇主反复卷入这类案件时，莫里斯表示她看到过，“尤其是在作恶者同时也是公司所有者、或者是公司内非常有权势的人物的情况下。”
有办法追踪惯犯吗？知名出庭律师海伦娜•肯尼迪(Helena Kennedy)建议称，企业应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已签署的保密协议的数量。另一种选择是把保密协议注册到某个监管机构，以便评估任何模式。
英国雇佣律师协会(Employment Lawyers Association)联合创始人简•曼(Jane Mann)反驳称，她不赞成注册保密协议，因为这样提供的有用信息很少，并且可能会沦为一项“打勾操作”。公司和雇员出于各种原因同意保密协议。她说，连环性歧视作恶者“以我的经验和实践来看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情况，显然是极端的”。
很明显，如果公司自己能够发现被保密协议掩盖的欺凌或骚扰模式，那将是最好的结果。上周，当我主持一场人力资源高管讨论会时，一位高管表示，她在回到办公室后，会查看一下她的公司有多少份保密协议。
莫里斯表示，问题在于，连环骚扰者往往主宰着他们的公司。他们会毫不内疚地让任何揭露滥用职权模式的人闭嘴，或者让他们走人——几乎肯定是通过保密协议。
肯尼迪提出的要求企业向监管机构注册保密协议的建议是有道理的。许多保密协议都是出于无可指责的原因签订的。但监管机构应该能够发现模式。仅仅是有人在监督，至少也是对企业中恃强凌弱者的一种警告。
精彩推荐
